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中国历史上的女同性恋有哪些这个问题，古代女同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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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就有同性恋，但没有同性恋的概念。与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相比，女同性恋进入了大众视野和文化视野，中国古代的女同性恋更加隐蔽。女人被关在院子里，女同被藏在闺房里，关于女同的史料记载更是少之又少，使得中国古代的女同大多湮没在历史中。在中国古代，女同是封建制度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在不存在同性恋的中国古代，他们一定遭受过双重压迫。本文将根据现有的史料和文献中的女同性恋者来分析中国古代女同性恋者的生活状况。

在古代男同性恋的共同格局中，男性与男性的关系由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一方主导，双方的活动范围相对较广，而女同性恋者之间的关系则与之有很大不同。首先，在封建制度下，女性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女同性恋关系很少基于一方的权力和金钱压迫。其次，古代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活动范围非常狭窄，使得女同性恋关系大多发生在庭院和闺房中。

1、大多数情况下。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同性恋自古以来就存在。追溯中国女同性恋的历史，官方史书的记载大概始于汉武帝时期的陈皇后。《韩妻子传》记载:之后被女人勾引，觉得挺困的。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实行穷政。女子楚服等坐了下来，为皇后的巫术神龛祈福。有300多人被连接和惩罚，楚服蜷缩在城市里。也就是陈皇后失宠后非常孤独，于是她请一个女巫穿男装，扮成男人，一起躺上去，就像一对情侣。这件事被汉武帝知道后，非常愤怒。他认为这是宫里的妖孽，杀死了女巫，废除了陈皇后，并指责它造成了而男人是不道德的。。300多人因此丧生。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没有同性恋的身份，古代很多有同性恋行为的人都属于情境性同性恋，尤其是女性。

在古代社会环境中，大多数妇女不被允许参与生产，即被剥夺了社会成人地位。这个时候，女人已经失去了经济独立，必须依附于男人，所以必须待在家里。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情境性同性恋行为。但这种同性恋行为一旦超越精神范畴，被男性发现，就是对封建社会男性主导地位的挑战，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史书上记载的汉武帝之所以如此愤怒，通常这种女同在严酷、重男轻女的古代社会很难得到好的结果。

2.非环境的存在

历史记载中也有非情境女同性恋的例子。晚明女子冯小青与进士杨廷槐夫人的恋情，就是记载中详细的一个例子。她写给杨夫人的信既感人又悲伤。冯小青娶了杭州盛丰为妾。她嫉妒妻子，住在另一个院子里。她和杨夫人的爱情以她18岁的早逝而告终。的《永别了，杨夫人》中写道:情绪往前走，你被你的善良深深打动，你分为气馁和沉默，比如跪着。芈身，不够云赏，姐姐姑姑平安吗？回想起南楼的小芸，看着灯里戏谑，阿姨指着屏幕里的一个女孩说:它笨拙的收集小图像，陈曲很容易藏起来，找到它然后发送出去。如果你不保护自己，那么冷酷和绿色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把船放在岸边，探索了眉山，打开了我的西亭的门，坐在我的绿荫床上，旋转着他生命的声像，看到了空窗帘的寂静？对，对，对，对，对，对！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传统封建思想的至高无上。女性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更谈不上摆脱婚姻的束缚，这让中国古代女同性恋者的命运更加曲折坎坷。

如果说皇后、宫女、妻妾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可能是情境性的，那么明清南方盛行的女同性恋现象则完全是自发的。相比之下，这种同性恋关系要稳定得多。广东顺德养蚕的妇女，彼此结盟。他们永远不会结婚。他们成了姐妹，像夫妻一样亲密无间，患难与共一生一世。住在一个叫古博大厦在我们家，男人不允许进来。他们联盟的仪式叫做梳理。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就像新娘结婚一样，经常留着少女时代的大辫子，梳成其他发型，去庙里当众杀公鸡喝血，向上帝发誓。每一次路过。梳理女性的所有婚约都是无效的，婆家不能强迫她们结婚，但可以要求赔偿订婚和再订婚的费用，这些费用由结拜姐妹共同承担。无论养蚕女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女同志情谊，这种现象都极大地挑战了封建男权主义的威严。

广东顺德的缫丝业相对发达，所以这些养蚕妇女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从而摆脱封建制度下妇女在父母的命令下结婚的命运。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基础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当女性被剥夺社会成人地位和经济独立的机会时，她必然在家庭单位中受到压迫。当一个女人有了收入来源，不需要依附于家庭才能生存时，她就有机会反抗女性的社会性别想象。

3.文学作品中的女同性恋

文学作为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必然会以各种艺术形式反映女同性恋现象。清代戏剧家李玉锁的《香莲》是中国古代描写女同性恋的代表作之一。在话剧《伴香》中，李煜通过了向联盟玩笑忍住第三部分着重描写崔与曹玉华的爱情、对诗人的倾慕、与新娘的相遇和结婚，以及相思之情，令人感动。为了达到在一起的目的，崔不惜牺牲丈夫的名利，改变自己的身份，进入，而曹玉华却始终对崔念念不忘，崔被伊消瘦，衣服逐渐加宽，没有遗憾。历经重重磨难和波折，在第三十一部戏给予婚姻。通过范与曹玉华的婚姻，崔操的爱情终于变成了积极的结果，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

如果说崔和曹玉华之前的妥协和牺牲是为了实现长久的在一起，而此时他们已经在一起了，范已经完成了他的道具般的使命，而崔和完全不理他。而此时崔、曹仍在祭祀，默许范、曹入洞房。在这里，作者的安排本末倒置，我们可以从李煜选择女同作为该剧主题的意图和初衷来分析。当李煜创造这个传说时，他已经40岁了。李煜因为要和孩子做斗争，就娶了曹实为妾，意在延续孩子。他的妻子和小妾在房间里的和谐让李朗非常高兴，这也让他在把嫉妒变成爱。。剧中女同结局的焦点是两个女人一起发球，最大的赢家是范。

至此，我们可以知道，李煜所描述的女同性恋的开始，并不是同性爱情本身，而是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思想。李渔维护了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对封建一夫多妻模式下的女同性恋者大加赞赏。崔和的爱情之所以能如此宽容，是因为他们的爱情纯粹是精神上的，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爱情；欲望成分，所以对男人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损失，尤其是范。一次由&other爱为发展欲望，会威胁丈夫的权威和利益，会受到社会的谴责。由此，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女同与女权息息相关。因为只有在女同性恋的关系中，在男权社会中，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占据任何位置。当一个社会中的女同性恋不再被压迫，女性就真的不再被压迫了。

从《激情的伴侣》等描写女同性恋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人的作品中，女性的话语是不存在的，女性作为性关系中的客体，处于失语的状态。相反，男人比他们应该的更活跃。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大部分主人，或者说写那些文学作品的人，都是男权社会中封建制度的坚定捍卫者。但随着小说的发展，一些作品开始关注女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再现了当时女同性恋者的情感世界和生活状态，从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研究价值。

4.摘要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女性都被禁锢在闺房中，这使得一些情境性的同性恋者在女性中寻找爱情，女性中同性恋的存在不易被察觉。在文学作品中，同性关系的女性创作者相对被忽视。究其原因，与男同性恋相比，女同性恋并没有对男性的权利造成很大的威胁，也没有伤害男性的权威，所以被冷漠对待。在描写男同性恋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如果一个男人生了孩子，女人可以抛弃自己。这种说法把女性变成了生育工具。中国古代的女性，即使是女同性恋，仍然面临着成为性工具，不能享受应有的性权利的处境。她们被禁锢在闺房里，等待她们的依然是无法选择的分娩和无法产生价值的劳动。

中国古代的女同性恋者

追溯中国的女同性恋历史，有正式史书记载的大概始于汉武帝时的陈皇后。陈皇后失宠后十分寂寞，就叫一个女巫(其实这个女子是否是女巫还很难说)穿了男子的衣服，扮为男子，共卧起，俨若夫妇。这件事被汉武帝知道后，十分震怒，认为这是宫中妖孽，杀了这个女巫，废了陈皇后，责其为“女而男淫”，与此有牵连而被杀的有三百多人。

((汉书·外戚传》记载说：后又挟妇女媚道，颇觉。元光五年(公元前l29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于市。

同性恋行为在中国的道教中是不违反教规的，唐朝多才多艺又风流的女道士鱼玄机除了有不少男情人外，也有女性情人。她(19岁)与和她一起修炼的女道士采苹(16岁)共食同寝，双方一有争执，总是采苹吃亏哭泣，这种事几乎每天都有，可是又很快和好如初。鱼玄机那首著名的《赠邻女》就是写给她的。

明末女子冯小青与进士杨廷槐夫人的同性恋是详细见于记载的一例，她的《寄杨夫人书》缠绵悱恻，悲婉动人。她嫁给杭州冯生做妾，遭大妇嫉妒而幽居于别院，与杨夫人之间的爱情终以她18岁的早逝结束。

冯小青的((与杨夫人永诀别书》写道：驰情感往，瞻提睇慈云，分燠嘘寒，如依膝下。糜身百体，未足云酬，秭秭姨姨无恙?尤忆南楼云晓，看灯谐谑，姨指画屏中一凭栏女日：“是妖娆儿倚风独倚，恍惚有思，当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日：“此执拂狡鬟，偷近郎侧，毋乃似秭?”于是角来寻欢，缠绵彻曙;其拙集小像，托陈妪好藏，觅便驰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他时放船堤畔，探梅山中，开我西阁门，坐我绿阴床，纺生平之响像，见空帷之寂?是耶非耶，其人斯在!

清代诸晦香的《明斋小识》中有一篇记载时事的文章，标题为((二女同死》，记述一位书院掌教之爱妾和闺中良友相拥投江自尽的事。

《二女同死》全文：海盐祝公，掌教上海书院，挈爱妾偕至;居相近，有待字之女，弱态盈盈，能诗善绣，为芳闺良友。未几女适人，倡随不笃，愿空房伴孤帐，谨守女箴，持斋礼佛;暇或诣祝，挑灯款语，恒至雨夜，绵绵不寐。九月中，忽于人定后，启户齐出驱口，冥搜无迹，凌晨浮于河，两女尤紧相偎抱，时瞿子治应绍有小传，备载端委。

如果说皇后、宫女、女道士、遭冷落的妻妾之间的同性恋可能是境遇性的话，明清两代南方的女同性恋盛行则完全是自愿而为的，相比之下，这种同性恋关系就稳固得多。广东顺德的养蚕女，互相结盟，歃血为约，永不外嫁。她们结为姐妹，亲如夫妻，祸福与共，终身不渝，居住在称为“故婆屋”的房子里，这里男子是禁止入内的。她们结盟的仪式叫“梳起”，举行这种仪式时，像新娘出嫁一样，将做姑娘时常留的大辫子梳成别的发型，到寺内神前，当众杀公鸡喝血，拜神发誓。凡是经过“梳起”的女子，一切婚约均属无效，而男家也不能强娶，但可以素要赔偿聘金和重新订婚的费用，这费用由结拜姐妹共同承担。

清代梁绍壬在他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就记载了广东顺德蚕女组成的“金兰会”：广东顺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结姐妹，名金兰。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妻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虽贤有司弗能禁也。李铁桥廉使令顺德时，素知此风，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朱涂父兄，且鸣金号众，亲押女归以辱之，有自尽者，悉置不理。

清代张心泰的《粤游小志》中也有广州妇女结成金兰的记载，和梁绍壬的记载大略相同。

《粤游小志))：广州女子多以结盟拜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妻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为他省所无。近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藁砧者.然此风起自顺德村落，后渐染至番禺、沙茭一带，效之则甚，即省会中亦不能免.又谓之“拜相知”，凡妇女订交后，情好绸缪，逾于琴瑟，竞可终身不嫁，风气极坏矣。

福建沿海以捕鱼为生的惠安女中，与顺德蚕女相似的同性恋也是很常见的。

在明清两代及民国初期，女子结成姐妹或是金兰在我国的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如福建、广东甚至包括首府北京，成为一种风气。

((清稗类钞》中还记载了清末民初的上海女同性恋团体“磨镜党”：沪妓有洪奶奶者，佚其名，居公共租界之恩庆里，为上海八怪之一......所狎之男子绝少，而妇女与之昵，俗所谓“磨镜党”是也。洪为之魁，两女相爱，较男女之狎蝶为甚;因妒而争之事时有，且或以性命相搏，乃由洪为之判断，党员唯唯从命，不敢违。

清末民初湖南江永县、道县地方建立了一个与男性相对分离的女性社会。她们同吃同住，形影不离，被称为“行客”，意思是经常互相走访的客人。行客中有些感情最深的发展成为同性恋关系。女书是结拜姊妹之间的文化媒介，是结拜姊妹的感情孕育生长出了女书文化。行客的作品称“行客歌”，她们是女书中最感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在江永县，据说清末民国初年行客之风颇盛。行客中一人要结婚，另一人悲痛欲绝。新娘上轿之前，她的行客用针线将新娘的内裤与内衣缝在一起，然后用花带子把姑娘的身体捆得严严实实。目的是不让新郎接触新娘的身体，不准新娘与新郎同床做爱。婚后三天，新娘回娘家长住，她的行客要严格检查新娘的花带和内裤是否被解开。如果被解开了，并且与新郎做爱了，行客会狠狠打新娘一顿，视其对自己的爱情不忠。有的新娘为了忠实于行客，新婚之夜拒绝与新郎做爱。当新郎撕开花带，强行做爱时，新娘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剪刀朝新郎脸上脖子上刺去，造成流血事件。据老年人回忆，这种流血事情连发数起，引起官府注意，贴出布告严禁行客行为，此风渐衰。女书《面前狗叫有客来》是记录行客之间的对话，反映了行客之间强烈的妒情：

吃了饭，抹了台，面前狗叫有客来。

我到门前看一看，看见我姊到我家。

左手接起姊的伞，右手接起姊的篮。

厅屋有条红漆凳，让姊坐下我斟茶。

结拜姊妹来访，她的行客态度很热情。接伞接篮，搬凳让坐，倒水斟茶，但是结拜姊妹似乎不开心：

吃了一杯不开口，吃了两杯不做声。

为什么呢?原来是结拜姊妹快要结婚了，无法向行客交待。行客终于知道了，于是责问她：

还是我娘错待你，还是二人话不明?

结拜姊妹回答说：不是你娘错待我，不是二人话不明。只是他家不修心，八月十五来求亲。他家求亲求得忙，拆散一对好鸳鸯。

行客的回答真叫人吃惊：不要紧，不要忙，买些纸烛到神堂。我去求神求得准，保起他家尽死完。大大细细都死了，让我二人行得长。

这是让神灵降害于求亲的男家，使他的一家大大小小全部死光。我们听到这样的话，那么有些行客用剪刀杀伤新郎，就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了。

在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对于家庭和婚姻的影响使人们对性缄口不言。文革时期的女知青们，远离家乡，来到生存环境恶劣的地方，与大自然和人的斗争中，性生理需求的驱使，也有建立同性恋的生活方式的：她们俩一个像女性，细细小小的，是个高中毕业生;另一个像男孩，长得粗粗大大的，是个初中毕业生。她们俩很要好，老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农场一个女同学告诉我：她们两个有交配。我说，你胡说什么?她说，就像一男一女那样的交配。夏天我们农场的人都挂一种小蚊帐，一人一顶都嫌小，她们俩人一定要睡在一顶蚊帐里，用一条毛巾被裹得死死的不出来。一个洗澡，另一个必定坐在旁边看，有时她们就用一桶水洗澡。我说，你们不嫌脏啊?她们笑笑不说话。

女同性恋隐语

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女同性恋专用的隐语。据((汉书-外戚赵皇后传》记载，“房(宫女名)与宫(宫女名)对食。”东汉人应劭解释说：“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对食”作为同性恋的隐语千百年来也一直在宫中流传。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无数宫女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身份显赫的皇后也不例外，地处卑微的众多宫女们的同性恋行为，不仅方便，也很安全。

有些地方把女同性恋叫“行客”，行客从一般意义上说是结拜姊妹，你行到我家里作作客，我行到你家里住几天，故称行客。从狭义上讲，行客是指结拜姊妹中有’同性恋关系的女子。

光绪《永明县志))讲到桃川一带女子的风俗，这种风俗就是结拜姊妹认老同的风俗：“此风桃州尤甚，其母亦为女计消遣，访他家之女年貌相若者，使其女结为内交(桃州谓之行客......)相处以切磋针黹其间，即无他虑，而有用之年华已消磨于不觉。”县志接着说：“况有因此而含垢包羞者，是亟宜族规中增此一条，以救其弊。”所谓“含垢包羞”显然是指结拜姊妹之间的亲密行为，包括性行为。

县志要求在当地族规中增加一条禁止此种行为的规定，可见女性同性恋行为在当地并不是极少数。道县也有类似情况，称为“结客”。《道县志》说：“清末至民国时期，农村未婚女子有结拜姊妹的习俗。多为富家闺女，豆蔻年华，情窦初开，因不满旧式包办婚姻，又不敢自由恋爱，对异性存畏惧心理，遂同性相恋，结为姊妹(俗称‘结客’)常同屋同居，早晚相伴，俨如夫妻，甚至相约不嫁。有的因少女听老人或巫师传说，女人产后而死，血污地狱，冥问罚在桃源受罪，称为‘上桃源’，不嫁而死，芳身洁行，冥间则许‘上花楼’享福，故解放前乡间有结盟姊妹相约自缢而死，酿成悲剧。《道州竹枝词》云，‘无郎能解女儿愁，不嫁东风可自由。赢得结盟诸姊妹，焚香齐拜上花楼。’即指此事。抗日战争胜利后，此风渐息。”

中国古代女同性恋形象

中国古代女子的同性恋恋情紧紧深深隐藏在闺阁之中，只给我们留下含混晦涩的只言片语的记载。历史往往以另一个面目呈现在我们眼前，和描述男风一样，描写有关女同性恋生活的小说和春宫图也有不少。例如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和同朝代丁耀亢所著的《隔廉花影》，明末清初的李渔所著的((怜香伴》中的崔笺云和曹语花，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封三娘和范十一娘，清末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唱戏女子藕官、药官和蕊官。

瑞典出版的((清代春宫图》中有两幅春宫图是清朝早期的画家的作品，描绘的是两女相互挨擦性器官的性爱方式和亲昵行为。不论是作者的绘画技巧，还是对女同性恋的性爱方式的理解都是很成熟的。

明清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的性文学和春宫图，几乎全部都是出自男性作家之手，其中的女同性恋形象也都是通过男性的视角描绘出来的。虽然不乏收奇猎艳之意，但这些小说中的女性之间的恋情大都被诠释成情有可原的事，并抱以同情宽容的态度。

行客歌——古代女同性恋者创作的情歌

清末民初的时候，江永县、道县的结拜姊妹与行客建立了一个与男性相对分离的女性社会。她们同吃同住，形影不离，被称为行客，意思是经常互相走访的客人。行客中有些感情最深的发展成为同性恋关系，女书就是这个女性社会的交际工具和文化媒介。如果说顺德、广东的女性是靠了物质的建筑——姑婆屋来保卫一个与男性隔绝的女性社会，那么江永县、道县的女性则是靠了精神的创造——女书文字，来维系那个与男性社会相对分离的女性社会。女书的文字和汉字的字型不同，但每个字都有音和意，女书文字只在女性社区内流传。行客的作品称“行客歌”，她们是女书中最感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下面这首女书《行客歌》表达了行客之间在十二个月里想念、盼望以及团聚的欢乐、分离的痛苦。

正月逍遥好过日，两个不凭心不欢。

二月叶来百树发，陌上绿来正是香。

三月杨梅金色罩，邀伴到来同共欢。

四月春紧急忙做，邀妹收车做事情。

五月热天热炎炎，姊在高楼绣色全。

六月日长好过日，一对鸳鸯不成行。

七月一起学针线，不得凭拢做一针。

八月神堂做客到，我在高楼眼泪飘。

九月一起兴车纺，想着我身不愿动。

十月霜风树落叶，可怜两个不得欢。

十一月天鹅从海上，不见妹娘在甚方。

十二月拢年尽竣事，再望来年亲不亲。

行客之间常常用信件表达彼此间的爱情，如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前世有缘结好义，今世有缘觅好芳。

姑娘楼中如珠宝，塘里金丝鲤一条。

凤凰起身来邀伴，拍翅高飞一对啼。

飞到文楼同欢乐，飞到天边乐逍遥。

同在高楼好过日，两个结义恩爱深。

大意是，我们的前世就有结拜情义的缘份，今世果然就寻觅到好友芳侣。我们像凤凰一样相邀结伴，展翅高飞，双鸣双啼。我们飞到遥远的天边，在那里逍遥自在。我们飞进僻静的楼房，在那里相亲相爱，过着欢乐的时光。

中国在经历了一场文化浩劫之后，国门的开放让人们接受到国际上对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各种观念，原本对女同性恋就相对宽容的中国，仿佛就在一夜之间出现了众多的女同性恋。“女同性恋”一词在我国并无政治色彩，人们倾向于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讨论它，而女性主义者则一般与之划清界限。

本者认为，同性恋只是生物多样性的表现之一，提高社会的接纳度的主要途径还须依靠整个社会性观念的科学化，这是一个科学命题而非政治命题。让更多的人从女同性恋历史中认识到女同性恋的存在，这样有助于大家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有助于最终形成对女同性恋的科学的态度。

该文献摘自于http://360doc/content/12/1231/10/3256622_2572950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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